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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当苏轼碰见王安石（一））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七月初的一天，寓居金陵的王安石一早就骑着毛驴赶到长江边上的白鹭亭渡口，他要在此迎候一个特殊的宾客。

自熙宁九年（1076）10月第二次罢相，王安石已在金陵城隐居了八年（那时其肃肃称呼唤江宁府）。这是他青少年时期成长的方位，亦然他父母安息之所。他对这里比对故乡江西抚州愈加熟知，也更充满厚谊。16年前，亦然在这里，他被刚即位的宋神宗召至开封委以重担，坐船渡江北上路过瓜洲渡时，留住了那首千古颂赞的绝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这首诗里流炫耀来的告老还乡的心思，似乎与一个正要奔赴大任之东说念主的形象奈何也联系不到一起。到汴京就职以后，百事待举之际，他心里悲痛的依然是沉除外南边家园的一针一线，齰舌的是韶华易逝，往昔难留：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当天重来鹤发，欲寻痕迹都迷。（《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二）

如今，这位六合最有争议的大东说念主物终于得偿素志，过上了年青时就向往的那种超然出世的英俊生计。这大要是王安石一世中最合情意的一段日子，他欢喜地看到我方一手发动的变法新政，正在年青皇帝的亲身部署下丝丝入扣地鼓舞，这让他得以都备放下心头的俗务悲痛，竟日寄情于钟山与秦淮之间，钻研知识，与南来北往的友东说念主们吟诗论禅。

一

宽广的江面上，一艘官船自西向东越驶越近，船头上矗立着的东说念主影逐渐明晰可辨，天然还是十几年不见，各自都衰老了不少，但仍然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苏轼头上连帽子也没戴，船将泊岸时，他抬手朝着江岸上的荆公（王安石敬称）长揖说念：“轼当天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一笑：“礼岂为我辈设哉！”其实，他我方雷同亦然寂然野服，天然两东说念主莫得事前讲好，但在这点上，他们有心照不宣的透露。

所谓“野服”，等于匹夫匹妇的寻常衣裳，比较松驰舒坦。在中国古代，官东说念主有专门的“朝服”亦即官服，肃肃时势不穿戴官帽官服，会被以为十分失仪，有时还可能引起不小的艰苦。

因六合汹汹的“乌台诗案”，苏轼于元丰二年末（1080年2月）由湖州知州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何处一呆等于四年多，前后《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一批堪称东坡一世最了得的作品，乃至中国体裁史上的不灭经典，就作于那段苦厄岁月。元丰七年正月，神宗手诏，赐与这位如雷贯耳的大文人“特殊关心”，许他移至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在今河南平顶山，比黄州（今湖北黄陂）距汴京要近得多。

诰命于3月抵达黄州。苏轼携宗子苏迈于4月1日离开黄州，沿长江一齐顺流而下，决策到扬州后再沿大运河折向北上。天然路线漫长，但此时东坡的脸色是这些年来少有的放松称心。父子二东说念主一齐上走得很慢，一起游历了许多征象古迹，也会见了好多故交新知。今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入的《题西林壁》诗和《石钟山记》文，都是作于这段旅程中。

苏轼比王安石整整年青15岁，历经飞来痛楚、两世为人，终于又站在了这位文学界前辈和官场上司的眼前，他一时有些难以遏制我方内心的闹心和气氛，嘟哝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王安石不接茬，转而拉着东坡一起去畅游蒋山（钟山又名，亦称北山）。王苏二东说念主金陵之会的这第一幕场景，可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当年的白鹭亭曾留住了东坡先生的亲笔题柱，其自记云：东坡居士自黄适汝，舣舟亭下半月矣。山河之胜，倾想平生，（名遂传于六合）。——元丰七年七月十四日，苏子瞻题。

坊间还流传着一个极可能是后东说念主造谣出来的段子，娓娓而谈地描摹了两位大体裁众人此次金陵之会的第一个照面：

王安石在江边接到苏轼后，跟他打招呼寒暄：“好个翰林学士，我早早地就在这里等待你了。”苏轼却一句客套话也莫得，反而对王安石提及一桩乖癖的事：江西抚州坐蓐有名的“杖饱读鞚”（一种饱读类乐器），淮南有大殷商愿出高价求购，传闻有抚州东说念主家藏了一件家传杖饱读鞚，殷商便不远沉来到淮南登门求售。但当殷商敲击了一下这面古董饱读时，饱读却不发一声。抚州东说念主拊膺切齿，走到一条河畔唾手就把饱读扔进水里，岂料这面饱读在水中却发出了渊博的声息，抚州东说念主瞪大眼睛望着我方丢弃的饱读，不禁一声感慨：“你早作声，我不至此！”

抚州是王安石的家乡，淮南又是他担任第一份官职的方位。庆历二年（1042）春，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登科，随后被朝廷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务。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他的这份差使差未几特地于现在的扬州市政府通知长或办公厅主任。王安石的第三任官职是舒州通判，也在淮南。早年他赖以一举成名的处女文章，书名就叫《淮南杂说》。苏轼成心杜撰这样一个故事，较着蕴含了双重的埋怨：一是怪王安石蔽聪塞明，不可赏玩我方的才华；二是怪他在“乌台诗案”中不替我方说句公平话。

之是以说这个段子的着实度不高，是因为其中有个一望便知的理会“硬伤”。原文中有这样一句：“公（指安石）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待。’”事实上，苏轼出任翰林学士，是在一年半之后的元丰八年末、元祐元年头，此时距王安石死亡只剩下几个月了。这则条记被冠以陈师说念《后山谈丛》之名，尤其令东说念主不明。陈师说念堪称“苏门六正人”之一，照理说与东坡先生关系极为密切，他果然会记错苏轼哪年当的翰林学士，岂非咄咄异事？现有列于陈师说念名下的，还有《后山诗话》一书，前辈学东说念主郭绍虞便曾指出其“真赝相杂，诟谇互见，贵读者具眼识别之耳。”看来，《后山谈丛》也有雷同问题，其中掺杂了好多并非陈师说念而是他东说念主所撰内容，其真正性也颇存疑。

二

不外，撇开具体细节的真伪不谈，苏轼此时对王安石仍怀有特地不小的怨气，似乎亦然都备不错瞎想和相识的。

要是确切这样，那东坡先生确切错怪了荆公。现实上王安石非但帮他说了话，何况有可能恰是他的一句话，对“乌台诗案”的走向和结局起到了一槌定音的作用。“乌台诗案”是宋代政治史上一桩震憾事件，其世代相承以及攀扯的端倪复杂粘稠，这里无法详解，只可用一言半辞极简空洞一下。

人所共知，苏轼、苏辙兄弟原底本本都是坚毅的反变法派，他们在政治上也自发地与“旧党”旗头司马光站在团结条线上。“熙宁变法”以后，苏轼写过许多讥笑、批判新政的诗文，这些诗文的写稿前后历时近10年。元丰二年，趋承“新党”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东说念主罗织了苏轼繁密这类内容的诗文，起兴大狱，欲将苏轼置于死地。按说，在宋代比较宽松解放的政治环境中，品评新法及在野者并不犯什么法，苏轼我方在濒临审问时也对此供认不讳。关联词御史们及那时宰执大臣中的个别东说念主，如“时相”王珪，深文罗织、大力误会，给苏轼扣上一顶“存心不良”“谤毁皇帝”甚而有“不臣之心”的帽子，这可等于大罪了。

但要是据此就将这桩诗案相识为新党与旧党之争，较着亦然简单偏颇的。苏轼入狱后，积极支撑他的，除了有反变法派一边的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东说念主，也有繁密变法派东说念主士。其中奔跑最力的，就包括“新党”过劲干将、其后的哲宗朝宰相、提醒“绍圣绍述”的章惇，还有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等。因此，“乌台诗案”偶然确有变法派藉以打击反变法派的政治意图，但更多如故那时官场上的流派倾轧及私东说念主恩仇。

而关于当朝皇帝宋神宗来说，他从未动过要杀苏轼的念头，因言杀东说念主在宋代政治中几乎是信口胡言。但苏轼那时是反变法阵营中叫嚣得最响亮者之一，又以文名享誉六合。欧阳修于熙宁五年（1072）离世后，他俨然已成新一代文学界盟主，在士林中敕令力特地大。因此我个东说念主计算，诗案虽不太可能是神宗主动授意的，但初期他并非莫得可能想要借题推崇，以此案达到把握反对派、镇压反变法声浪的政治讨论。故而他莫得看到苗头不对就果决堵上台谏官的嘴，平息纷争，而是坐视其发酵。仅仅诗案其后搞得沸沸扬扬，令皇帝也颇有进退触篱之感。

看成苏轼那几十首“反诗”挫折的主角，王安石那时已退隐好几年了。以他的身份，无陈诉什么好像都不奈何安妥。再说，没准他内心里也未必不想看到不知高天厚地的苏轼吃点苦头。不外，事态的发展有些失控，案子越闹越大，卷入的东说念主也越来越多。王安石临了坐不住了，他跳出细节上的是狠恶非，发出了一句“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的“灵魂之问”。有了王安石的这句话，正愁没台阶下的皇帝天然也就趁风扬帆，于是便有了谪贬黄州的“从轻发落”。

尽管现在苏轼埋怨王安石“你早作声，我不至此！”亦然有事理的，但后者毕竟如故在临了的热切关头“作声”了的。王安石那时的政治影响力一手遮天，据说“一言为决”。

劫后再会，王安石并不想与苏轼驳倒政治，特地是往日的这些狠恶恩仇。一来，这些年来因变法而起的六合纷争已让他身心俱疲，他不想再自找不快。二来，王安石从未招供过苏子瞻的政治才干，他观赏的是他的体裁才华。在更深层的潜意志里，这位曾经怒斥风浪的大政治家大要压根不屑于与苏轼盘考政治。就这点上说，苏轼之前衔恨“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说得也没错。

王安石把栉风沐雨的苏轼引至山中一座我方往常里鄙俚光顾的梵宇，寺僧延请一溜东说念主到住持室入座饮茶。他眨眼间指指住持案上一个硕大的砚台说：“可集古东说念主诗联句赋此砚。”

所谓“集句”，即集前东说念主的诗句，连缀组合成一首新的诗或词。有东说念主说，这是王安石独家发明的。集句虽不是圣洁的创作，但对集句者掌持前东说念主诗词之广度、笔墨智商之深度都有相称高的条款。王安石平素心爱用集句来将那些登门访问者一军，考一考他们有莫得真才实学，“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可”。

偏巧苏轼不吃这一套，他但是那时六合历历的诗名并不在王安石之下的东说念主。只听他应声说说念：“那我先来一句吧：巧匠斫山骨”。语出唐代大体裁众人韩愈的《石鼎联句》诗。王安石大要是没预料对方出语那么敏捷，静思默想沉想良久，一时竟对不出下句来。他唯独悻悻然给我方打圆场：“且趁此晴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

三

但苏轼并不肯意就此打住，他向来就不是一个谙于鉴貌辨色的识相之东说念主，这种性情决定了他一世的落魄沉浮。雷同的伤疤累累，令王安石不想再重提旧事，却让苏轼憋了一肚子的话要倾诉。好禁绝易单独濒临引起这一切的昔日大丞相，苏轼忍不住要向他陈情。于是他说：“某欲有言于公。”王安石脸色有些不天然，他猜想苏轼多半会翻“乌台诗案”的旧账。

但苏轼却说：“某所言者，六合事也。”真谛很理会：不说我我方的事。王安石稍许安心了些：“姑言之。”于是苏轼说了他对那时朝政的热烈担忧：大兵大狱，汉、唐消一火之兆，祖先以仁厚治六合，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比年不明，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

他所说的西方用兵，指的是那时朝廷意图会剿西夏的“熙河开边”战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硬汉李元昊公开称帝，不再臣服大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宋夏战端自此开启。从神宗朝驱动，北宋朝廷企图间接夹攻，蚕食进而吞并西夏，史称“河湟开边”。这一系列的干戈随北宋朝政的反覆而时断时续，从神宗熙宁初年一直延续到徽宗朝，历时半个世纪之久，对北宋后期政治酿成了真切影响。时于当天，学术界关于这场由变法派新党主导的“河湟开边”干戈依然众说纷纭、毁誉各半，议其功过难有定论。

苏轼所言“东南大狱”，应该是指发生在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地的苗振、祖无择、沈辽贪赃案，很可能也包含横加在他我方身上的不白之冤。

熙宁中，明州（今宁波）知州苗振，致仕后回到山东郓州（今山东郓城）故地。他在家乡买下了大片田产，又自明州购置广泛上好诞生材料，用大船沉迢迢运回郓州，修建了一座富丽的堂府。那时有“田从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来”的讥笑诗句传到东京，向来恼恨贪腐的时任宰相王安石听到后愤怒，便派了监察御史王子韶赴明州所在的两浙路按察其事。

比较于苗振，祖无择的名气要大得多。许多东说念主偶然都知说念，孔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文宣王”，而历代朝廷对孔子嫡系后东说念主的封号则是“衍圣公”。但很少东说念主知说念，这个封爵的起因，等于来自祖无择一封奏折中的建言。祖无择曾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据说王安石因为某桩事情以为祖无择不是个大公至正法不阿贵的好官。

王子韶本等于个苛吏，他得了宰相的风旨，坐窝在明州起狱鞠治苗振。凑巧，那时祖无择也在两浙路任职，以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医生的官衔知杭州。王子韶揣摩王安石之意，趁便就在杭州将祖无择也拿下。掘地三尺查了老半天，审问了一大堆东说念主，临了只查到几件艰涩支离的小事。

这两起案子最斥逐案：还是致仕的苗振被削夺一切官职和荣誉，而祖无择受到降职刑事累赘。

沈辽的情况更奇怪，他诞生钱塘世家，有一个在现代无东说念主不知的叔父，等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技能记录者——沈括。沈辽年青时勤学多才，不落俗套，写得一手好诗词，尤工于书道。他曾经是王安石的知交，安石当国之月朔度还曾想要重用沈辽，但其后沈辽不像叔父沈括那样成为新党主干，他在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见解不对，两东说念主就逐渐提出了。

沈辽科举考中后嬉游京师，因少小粗疏，偶然在一个妓女的裙带上提了一首词，文辞大要有些瞻念。因为他名头颇不小，字又写得好，故而这条裙子曲折售卖于东京市井上，其后被皇宫里的阉东说念主在大相国寺阛阓上买得，捧臭脚送给了皇帝兴趣的一位嫔妃。那位嫔妃也没什么文化和目力，卤莽地就把那条裙子穿在了身上，一天恰巧被神宗撞见，让他相称不满。王子韶被派往两浙路察访案情，皇帝知说念此时沈辽也在当地的华亭县（今上海）当县令，便春联韶说：如今的士医生确切全无廉耻，有个叫沈辽的，果然在倡优衣裙上题写淫诗艳词，都跑到了朕的眼皮子下面！“如斯等东说念主，岂可不治？”王子韶得了皇帝圣谕，天然是一到何处就千方百计罗织各式罪过，对沈辽拿起标谤。此时的沈辽天然在政治上与王安石还是分说念扬镳，但王安石毕竟念一份旧情，况且也很了解沈辽的为东说念主，他屡次在皇帝眼前为沈辽狡辩解脱，但神宗对沈辽的成见实在太深了，连王安石的劝解都听不进去。最终，沈辽在深文罗织出来的罪名之下被夺官削籍，充军到湖南永州。

四

王安石此时还想与苏轼打哈哈，他抬手向苏轼伸出两根手指，说：“此二事，都是吕惠卿始作俑。我现在的身份等于一个普通庶民，怎敢妄议朝政？”

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器重的徒弟，熙宁七年（（1074）4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特地向神宗保举由他接替我方连接主理变法新政。岂料因此被提升为参知政治（副宰相）后，吕惠卿官迷心窍，为进一步登上宰相大位，竟反目将昔日恩师和扶携者王安石视作最大绊脚石，用了好多卑劣技能在背后整个他。这才有了王安石在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的二度入相。

苏轼一眼就看透了对方的心想，步步进逼：“说得没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为官事君的常礼。关联词，现在皇帝对您像是对普通臣下吗？而您以常礼恍惚，对得起皇帝对您的一派谨慎吗？”

宋神宗对王安石“相称礼”的特地迷恋，不但是那时东说念主所共知，如故以后千年里扫数史家的共鸣。中国古代儒家士医生历来追求所谓“得君行说念”，关联词能够竣事这一空想的东说念主可谓凤毛麟角。王安石即使不是独一的，也一定是他们中最交运和奏效的一位。

据《邵氏闻见录》载，王安石听到这里，厉声说说念：“看来我必须得说！”但他紧接着随机又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按《邵氏闻见录》作家邵伯温（北宋理学前驱邵雍之子）的说法，王安石此时仍对吕惠卿在皇帝耳旁的诽语心多余悸，悲痛苏轼把他刚才的话传出去，酿成新的事端。

但我则以为，要说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如斯记挂，可能大言不惭了。正史纪录，吕惠卿在宋神宗眼前进诽语摧毁王安石，非但没能打动皇帝，反而迫使他不得已召王安石二度赴京拜相，并将吕惠卿贬出京城。天然，另一层原因是吕惠卿与其他几位宰执大臣关系病笃。据此可见，这位那时30岁都不到的年青皇帝对王安石有何等信任！其实，岂论是西方用兵如故东南大狱，大多是王安石当国时期的事，把它们说成是吕惠卿肇端的，很理会是在恍惚推卸。仅仅咱们无法得知，已障翳这样多年的荆公重提这些如烟旧事时间的真正脸色。因此，若上述王苏对话确有其事，更多不是因为王安石对吕惠卿的记挂，而是缘于他此时对苏轼仍存有一点贯注之心。毕竟，二东说念主之间从未如斯坦诚相见、直吐胸宇，目前的这位苏子瞻但是我方在政治上的死硬反对派。

王安石随后又引孟子的话试探苏轼：“东说念主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六合弗为，乃可。”

苏轼把憋了好几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倾诉结束之后，脸色顿觉放松许多。他对王安石开打趣说：“当天之正人，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东说念主亦为之。”磨勘，是唐宋时期对官员进行阅览以决定其进步的轨制，到宋代形成了一整套极为严实而繁琐的次第，比之当天的职称评级和行政级别进步过犹不足，故而每个官员都视这种论资排辈、鲁人持竿的磨勘为畏途。

王安石“笑而不言”。

王苏之间的此段对话可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二。